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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荷塘“有奖金”征文】怎会是贬义词(散文)

来源: 情感文章网 时间:2019-12-16 11:04:02

有句比较夸张的话:“老百姓啥都不信,专家啥都不懂,媒体啥都不说;政治教育啥也没用。”奇谈怪论层出不穷,其毛病首先是自以为是,比如有学者说白起不可能坑杀四十万赵卒,理由是没那么多人手去杀。可是1995年10月,山西高平城西北就发现了长平之战尸骨坑,许多尸骨上有遭砍、射的痕迹,还有的仅有躯干而无头颅,均说明这些赵国士兵都是被杀死后掩埋的。白起除了坑杀长平四十万,还在伊阙之战歼韩魏军二十四万,上党之战斩首十三万,溺毙著二万;攻韩陉城又斩首五万,早就积累了大规模杀俘的经验。《高平县志》载:“赵括乘胜追至秦壁,即今省冤谷也。其谷四周皆山,唯有一路可容车马,形如布袋,赵兵既入,战不利,筑垒坚守......后赵括自出博战,以秦射杀之,四十万人降武安君,诱入谷尽坑之。”百姓称之为杀谷,唐明皇巡幸泽、潞两郡,路过高平时,还见头颅似山,于是命官员择骷髅建庙一座,此庙分正殿和东西耳殿,把村南之山改为头颅山,更杀谷为省冤谷。

其次忌人云亦云。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说:“举烽传警,乃汉人备匈奴事耳。骊山之役,由幽王举兵讨申,更不需举烽。史公对此番事变,大段不甚了了也。”于是有人跟风说烽火戏诸侯子虚乌有,并补充说诸侯不可能同时赶来。虽然宋人唐庚就说过“司马迁敢乱道,却好;班固不敢乱道,却不好”之类的话了,烽火却早在《墨子·号令》中就有“与城上烽燧相望”之事,说明烽火在汉人备匈奴之前早已存在。申侯是联合戎人与幽王为敌的,所以举烽火也并非不可能,诸侯不可能一时齐到,但邻近的诸侯是可以很快赶到的。于是我觉得,钱穆固然是大家,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固然不错,问题是自身不能是侏儒,不然,和平常人站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好。

再次忌轻下结论。欧阳修的《归田录》说:“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,至佛像前烧香,问当拜与不拜,僧录赞宁奏曰:‘不拜。’问其何故,对曰:‘见在佛不拜过去佛。’”有学者以为欧阳修把宋太祖和宋太宗搞错了,因为宋太祖死后,花甲之年的赞宁才随降宋的吴越王钱俶,奉阿育王寺真身舍利到汴京的,而且僧录也是宋太宗封的。可是并不能就此排除他年轻时没有到过相国寺,他留下的居天柱山偈:“四野豁家庭。柴门夜不扃。水边成半偈,月下了残经,虽逐诸尘转,终归一念醒,未知斯旨者,万役尽劳形。”说明他并非一直生活在江南,虽然僧录为宋太祖之后所封,但之后的欧阳修也并非不能以此相称。

饶了一大圈,现在回到本题。偶然见有个叫《原来是这样》的节目说,“作家”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。根据之一是《晋书.食货志》说:“桓帝不能作家,曾无积蓄。”这“作家”明显不是那“作家”。晋习凿齿《襄阳记》说诸葛亮:“尝自校簿书,(杨)顒直入谏曰:‘为治有体,上下不可相侵,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。’”二者说的都是指日常居家生活,和《警世通言.桂员外途穷忏悔》说的:“他自不会作家,把个大家事费尽了,却来这裡打秋风!”是一样的。“不能作家”,是不会过日子的意思;而杨顒的比方是说诸葛亮管得太多了,日常居家,家长尚且不能什么都自己去做。

说“作家”一词在古代是贬义词的根据之二是,《太平广记》载:“唐宰相王璵(《唐语林》为王维之弟王缙)好与人作碑志,有送润毫(酬金)者,误叩右丞王维门,维曰:‘大作家在那边。’”二王是邻居,王玙多为别人写墓志碑文。那时候写墓志很能挣钱,尤其是名人、高官的手笔,所以求他写墓志的趋之若鹜。论名气王维不下于王玙,但他不屑于王玙那样的为挣两钱而作谀墓文,所以很看不起王玙。不过“大作”,似乎是相对于工匠的“小作”而言的。《逸周书》说:“汝无以小谋败大作。”孔晁注释说:“大作,大事也。”孔颖达也说:“大作,谓兴作大事也。”当时很多人正是以墓志为大事的,所以“大作家”是指帮人办大事的人家,所以他才指示说:“在那边。”当时还没有称文人为作家的。

作,有创作、劳作之别。“日出而作”是劳作,与创作不同。东汉的王充说:“《五经》之兴,可谓作矣。太史公《书》、刘子政《序》、班叔皮《传》,可谓述矣。”他说的是,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刘向的《新序》、班彪的《史记后传》,都不是“作”,只是“述”。连孔子都说自己是“信而好古,述而不作。”王充解释说:“造端更为,前始未有,若仓颉作书,奚仲作车是也。《易》言伏羲作八卦,前是未有八卦,伏羲造之,故曰作也。”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,像仓颉作书,伏羲作卦那样,才是“作”。没有原创,只是把前人传下来的东西经过整理来说事,只是“述”,不得为“作”。《资治通鉴》说战国时,“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,子顺曰:‘世无其人也;抑可以为次,其鲁仲连乎!’。王曰:‘鲁仲连强作之者,非体自然也。’子顺曰:‘人皆作之。作之不止,乃成君子;作之不变,习与体成。’”鲁仲连在安厘王眼中是独特而不可理解的人,而子顺却说谁都想有个性,但只有在德行上坚持不懈的人才能成与众不同的君子,而鲁仲连的特立独行已经习惯成自然。

按照今天的说法,王充的《论衡》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作品,但他自己却说:“今《论衡》就世俗之书,订其真伪,辩其实虚,非造始更为,无本于前也。”因为不是造始更为,所以不敢称作,也不敢称述,只是编者而已。他继续说:“儒生就先师之说,诘而难之;文吏就狱之事,覆而考之,谓《论衡》为作,儒生、文吏谓作乎?”硬要把自己的《论衡》称为作,岂不是儒生、文吏都想称自己是作了吗?“作者”、“作家”之称,谈何容易!

禅宗以大有机用者为作家,《碧岩录》中有“赵州是作家”、“作家宗师”。比如他们有棒喝之法,参不透真谛者往往要挨师傅的棒打,可是有《景德传灯录.普岸禅师》的故事,平常都是师傅打参拜者,这回却是“僧却打师一拄杖。师曰:‘作家!’”禅师挨了打,居然反而称参拜者为“作家”,是因为对方已经参破佛性遍在的真谛,而且表达的方式出人意外。普岸禅师多处谈到作家,有个叫义玄的禅师来访,普岸禅师问他:“近离甚处?”听说是从江西黄檗来。他就说:“情知你见作家来。”义玄禅师回答:“特来礼拜和尚。”普岸禅师也不客气,说:“已相见了也。”彼此彼此,心照不宣。苏东坡在《水六法像赞》中说:“是真作家,当狮子吼。”没有一点振聋发聩的功力,是难以称真作家的。

如今,“作家”一词已经不同于古代,但凡发表过一些文章的人,往往被冠之“作家”的头衔,谦虚一点的也为“作者”,这也无需苛责。但个性化的思想与艺术的坚持与突破,仍然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追求,只是写些花拳绣腿的东西糊弄人,或者写些老生常谈的文字度日,既无思想,又不传播什么知识,还要称“作家”,那么“作家”恐怕就真的要成为贬义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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